2021年3月的麻城派出所飘着细雨，瓷砖地面映着报案人小英磨破的鞋跟。她老公王大力攥着户口本，手指把封皮搓出毛边，像在搓揉十八年的光阴。“同志，我们妹妹失踪十八年了。”小英的围巾绞成麻花，“当年以为她赌气不回家，现在看你们重启积案……”
值班老民警老李推了推眼镜，镜片上的反光让小英打了个寒颤。“失踪十八年才报案？”他翻着登记本，钢笔尖在“2003年”三个字上戳出墨点，“你们家是觉得她在外面修炼成仙女了？”王大力赔笑：“主要小梅脾气暴，当年跟家里吵架出去打工，我们想着年轻人嘛，总得撞南墙才回头……”话没说完就被老李打断：“2003年12月龟山那起行李箱女尸案记得吗？死者穿的衣服在麻城可没几个人敢穿——低胸小皮衣，裤脚还镶水钻，跟 disco 皇后似的。”
小英突然抓住老李的手腕：“我妹在发廊上班！就爱穿亮闪闪的衣服！”老李的笔尖在“身高1.65米”“右耳后有颗痣”上画圈，这些特征像十八年前埋下的线头，此刻正慢慢扯开积灰的卷宗。他记得那年冬天，行李箱卡在龟山的山沟里，箱子锁扣崩开半寸，露出半截染着指甲油的手指，指甲缝里卡着亮片，像把星星揉碎了嵌进去。
故事得从2000年的武汉说起。小梅在航空路发廊给人烫卷发，电卷棒在头顶滋滋冒热气，朱某就是这时推门进来的。他穿着皱巴巴的西装，皮鞋沾着工地的灰，却盯着小梅胸前的工牌说：“妹儿，给哥烫个最时髦的头，要让我老婆认不出那种。”后来小梅才知道，他老婆不仅认得出，还能顺着烫头的香味摸到出租屋，把半瓶发胶砸在朱某脑门上。
“你个吃软饭的！”小梅的表姐回忆起2003年夏天，朱某跟着小梅回麻城老家，天天扛着锄头帮老丈人挖红薯，裤腿卷到膝盖，晒成古铜色的小腿比女人还光滑。“那会儿谁不说小朱勤快？结果他老婆带着三个七大姑八大姨杀过来，跟电视剧似的——不对，比电视剧热闹，他老婆揪着他耳朵说‘家里母猪下崽都没你会装’，当场把人拖上中巴车，朱某的拖鞋都跑飞了一只。”
谁也没想到，三个月后小梅又把朱某从浙江拽回武汉。这次租住在汉口火车站旁的城中村，楼道里永远飘着热干面的酸腐味。朱某白天开摩的，晚上帮小梅给客人编脏辫，手指在假发间穿梭，像在编织两个人见不得光的未来。“她总说我没本事，”朱某后来在审讯室盯着墙上的监控，喉结滚动，“连离婚都办不成，法院说我老婆哺乳期，不让离。”
2003年7月28日那晚的月亮特别亮，照亮了出租屋墙面上的裂痕。小梅刚给客人做完离子烫，头发上还沾着药水味，一进门就把包甩在朱某脸上：“今晚必须把离婚协议书签了，不然我去你老家闹，让全村人知道你养小三！”她边洗澡边骂，热水顺着塑料布搭的浴帘流到地上，形成一个个小水洼，映着她晃动的脚踝。
朱某数着墙上的钉子。这是他第13次听小梅骂“没出息”，第8次威胁去老家闹事，第5次提到“离婚”。钉子是他上周钉的，用来挂摩的头盔，此刻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像小梅涂了黑色指甲油的指甲。浴帘突然被掀开，小梅裹着浴巾站在水汽里：“聋了？没听见我说话？”她的头发滴着水，滴在朱某刚洗干净的t恤上，像朵开败的花。
“鞋带在门后挂着。”朱某后来供述时，手指无意识地绕着审讯椅的钢管，“那是她买的，说配我的皮鞋好看。”鞋带是黑色帆布材质，带着白色条纹，此刻正躺在门后，被小梅的高跟鞋踩出褶皱。当朱某把鞋带绕上小梅脖子时，她的指甲划过他的手腕，留下三道血痕，像在给他盖最后一个印章。
最滑稽的是抛尸那天。朱某在汉正街花80块买了个行李箱，老板拍着箱子说：“结实得很，装两头猪都没问题。”他拖着箱子过马路时，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大哥，你这箱子里装的是黄金还是尸体啊？”朱某没敢抬头，后视镜里看见自己惨白的脸，像贴了张过期的面膜。
龟山的山沟比地图上陡得多，行李箱卡在树杈上，朱某踹了七脚才让它滚下去。山风卷起他的衣角，他听见箱子撞击石头的声音，像在敲开十八年的时光。后来他跟表姐说去安徽找小梅，转身就坐上去浙江的大巴，裤兜里还揣着小梅的口红，外壳印着“烈焰红唇”四个金字，此刻正在他大腿上硌出红印，像道永远褪不去的伤疤。
回到浙江的朱某过上了“正常生活”，帮老婆养猪，给儿子辅导作业，每天睡前跪在搓衣板上听老婆骂“死鬼”。但每个雨夜，他都会梦见那只行李箱，梦见箱子锁扣崩开的瞬间，小梅的指甲缝里还嵌着他买的亮片——哦不，是她自己买的，她总说男人买的亮片不够闪。
2021年3月的dNA比对结果出来时，老李正在食堂啃馒头。电话那头说“吻合”，他差点把馒头塞进鼻孔。档案室的旧卷宗被阳光晒出霉味，当年的现场照片里，行李箱拉链上挂着半根鞋带，正是朱某2003年买的那款，白色条纹已经泛黄，像道被岁月冲淡的勒痕。
审讯室里，朱某盯着老李胸前的警号，突然笑了：“那鞋带质量真好，十八年都没断。”老李没接话，看着笔录上“机械性窒息”几个字，想起小英说小梅小时候总抢她的糖，想起档案里那张时髦的皮衣照片，想起龟山的山沟在春天会开满映山红，红得像当年行李箱里渗出来的血迹。
结案那天，小英在派出所门口哭成泪人。王大力拍着她的背：“别哭了，总算给小梅讨回公道了。”老李路过时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2003年12月5日，龟山的积雪刚化，第一个发现行李箱的村民说，箱子旁边有株野梅开了，红得特别扎眼。”
十八年的光阴，在卷宗合上的瞬间发出轻响。朱某的鞋带还躺在物证袋里，帆布纤维间卡着细小的血迹，像段没说完的独白。而小梅，那个爱穿亮片衣服的发廊妹，终于在十八年后，从行李箱里走了出来，走进麻城公墓的新碑下，旁边种着她最喜欢的映山红——这次，再也没人骂她任性，没人说她脾气暴，只有春风拂过墓碑，替她补上那句没说完的“我愿意”。
至于那只行李箱，此刻正躺在物证室的角落，锁扣永远崩开半寸，像在等待下一个解开它的人。而朱某，每天在看守所数着墙上的砖缝，第13块砖上有个小坑，像极了小梅当年指甲留下的印子。有些故事，总要等时光把褶皱烫平，才能看见里面藏着的，那些关于爱、恨、懦弱与疯狂的，细小却锋利的，亮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