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教导队抽调了二百名老兵作为自卫队教官后，这个事情后续有杨爱源去忙，需要李志坚插手的地方也不多了，所以之后李志坚也就再没有多过问。
以李志坚的猜测，这部分兵员暂时是不会让任何一个军插手的，所以李志坚就将精力都用在训练43军，尤其是今年准备出晋作战的队伍。
每人每月集中进行几十发子弹的射击，加大了各种技战术的训练，力求在出战后都可以是一名合格的士兵。
新一年出省作战的部队，李志坚定下由李杰的新八师作为主力，他要让部队不断的轮战，在这种作战中进行筛选，并为将士们积累军功。
并且新扩编的教导师也要出征两个团，新七师二旅作为预备队，加上军警卫团和特战队、炮兵等力量，这次拟定出征的部队已经超过12个团。
李志坚准备派出更多的力量，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次出征的风险要比去年要大的多，当初华北空虚，但是从1939年年底开始，日军不断向华北地区增兵，现在华北的日军力量已经增强很多。
现在中国的战场上，日军有两个核心目标，一是攻破重庆，另一个就是攻破太原。
日军在中国南方的作战几乎都是围绕重庆而展开，在北方的布置，日军很多都是围绕山西而进行。
山西的局势在傅作义的力量扩充之后，形势变得比之前有利一些。麾下三个军的力量压在大同北面，日军在山西北线的压力大增，日军想要在北线有大动作，就必须派出超过前几次会战的力量。
阎锡山也在随后意识到了傅作义实力增强带给山西的好处，于是想了一些办法，给绥远送去一些所急需的物资。
现在的防守压力更多的落在娘子关一线。
山西东线的战略纵深并不大，在娘子关到太原的距离不远，且在娘子关外也没有比较强的力量存在，既无法提前预警，又没有阻击力量。
所以还是打出去，给日军营造晋绥军也可以打出来的印象，决不能让日军可以从容的布置进攻战局。
并且如果山西战场闲下来，那么在山西驻防的十四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估计都留不下来，那么就会增加将这些部队调出山西的概率，这样就有可能再次激起日军的觊觎之心，有胆子继续进犯山西。
所以晋绥军必须做一些动作，避免让部队太过安逸，也能将周围形势搅混，用国内形势压迫中央，让其不能抽调部队离晋。
在李志坚忙着为下一次出征河北做准备的时候，他收到消息，国内有名的乡村治理改革的学者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受阎锡山邀请来到了山西。
梁漱溟最有名的就是《乡村建设理论》，提倡创新新文化，用积极的文化推动物质的建设，解决乡村贫困的问题。晏阳初最有名也是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通过教育来摆脱农民的问题。
梁漱溟、晏阳初等有名的学者的到来，李志坚知道阎锡山是准备将他在之前的独成一派的建议付之以行动了。
已经开始着手政治造势，要通过社会改革来表示显示自己的政治意愿，山西做的最好的就是教育和乡村建设，就将他们请来，就想让这些学者来宣扬叫好。
阎锡山没有直接提出建党或者明确的政治口号，而是通过他以往的实干的习惯，先将事情做出来，然后用这些学者的口来宣扬和报道出来，这样在早期不容易引起太大的关注，还能慢慢吸引无党派的好感。要是按照阎锡山之前低调的作风，事情做了之后也不会大肆的宣扬报道。
这些学者的到来，绝对会在不知不觉中为山西的相应政策摇旗呐喊，不过李志坚知道，既然阎锡山已经发动，那么一定会还有其他的政策出台，现在山西在乡村教育上已经在全国遥遥领先，那么下一步，很有可能就是从土地制度上做文章。
梁漱溟在抗战前在韩复渠的治下山东做过教育改革试验，虽然老韩的诗词是做了不少，不过大多是一些打油诗，军武出身，少小也没能读过书的老韩，又岂是尊文重教之人？
李志坚心中不有唏嘘，之前他对民国所有的大学者都非常敬仰，但是真正站的高了，参与其中才知道，学者门就是当权者的工具，当权者很少真正将文人看起过，政治需要的时候拿起来，政治不需要的时候就舍弃不用，完全是按照他们的需求。
当权者掌控了社会之后，其出发点自然不同，施政更多的是依据其军事建设的需要和社会治理收取税收的情况的而定。
他自己咂摸了一下，中国一直是一个丛林社会，只秉信人性的管理法则，有的强权重一点，道德的管束少一点，有的更多利用强权的压制，所谓儒法二家之说，更多的是为刚化管理和柔性管理分别找了一个定义的词。儒法之争也只不过是学者之间的争执，当权者大多都不置一词。
不过李志坚从乡野小民出身，机缘巧合之下有了现在成就，从自己身上出发，自然知道柔性社会对个人更加友好一点，能对普通民众柔和的管理，最起码人们活着还像一个人一点，否则人与牲畜有何区别。
在阎锡山治理山西的若干年内，对山西的攫取并不严重，管理也偏向柔性，百姓的自主性还比较强，社会活力较强，工农业发展也处于全国前列，货运连通天下的晋商还有些不小的实力，百姓也至少可以实现温饱。
虽然对这些大学者很仰慕，盼望与之一见，但是李志坚知道，对于他而言，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建议是由他向阎锡山提出，但是他参与的太多，还是会引起人的猜疑，这和个人性格无关，而是人性使然。他在目前完全做好自己武人的本分即可以，时刻自我警醒不可处处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