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无疾而终都是磨难，所有的风都刮不走蓝天。乐观自信是虞子衿的名片，也是她的坚持。
后来虞子衿离开这家超市，在一家叫锦美的旅游公司干过一阵子，后来又去了曲琴公司。回想起来，那段日子给她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
锦美公司在靠近湄公河的基分路上，但已经不在市区，而是比较偏远的地方。这里街道狭窄难行，周围都是好些年历史的老房子，乱七八糟地盖着，像是从来没有规划。有些人家的厕所正对着别人家大门或卧室，有些人硬是撑出一个本来不属于所在的危险的阁楼，像一棵树莫名其妙地长出的枝杈，总之肯定不是高端社区。基分路以东，离公共汽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家颇具规模的纺织工厂，名叫曲琴制衣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姓杜，大名叫杜具腾，因为抠门小气，员工背后都叫他“肚子疼”。听说锦美旅行社也是属于曲琴公司的。工厂的后面，有一栋年久失修的灰色的三层办公楼，曲琴公司的总部就在这里了。楼房已修造多年，看上去十分陈旧，墙角下水管上霉菌斑斑。里边就更加不堪了，吊灯上全是灰尘，说话大声点估计都会被震得掉下来。天花板上的白灰多处脱落，露出一道道如同国境线一样的裂缝，半断不断，也是积了很多灰尘。下雨天走廊拐角处的天花板还会漏雨，把地面漏得湿答答的，也没有人管。一楼二楼大大小小的房间倒是排列整齐，大房间是小间打通的，有的二并一，有的三并一。房间里只有一点点基本的装修，地下铺着带米色花纹的塑料地胶，时间长了到处开裂，还有不少窟窿，有的地方少了一块，露出了深色的的水泥地面。各房间门上钉着一块牌子，标明了各个部门，有财务科、人事科、后勤科、董事长室、总经理室、总务科、会议室、采购室等等。
上班时——尤其在上午，每个房间里都挺安静，也不知道他们都在干什么，但不管喝茶的，抽烟的，打私人电话的，看报的，聊天的，打情骂俏的，还有下围棋和打牌的，惟独认认真真地坐在办公桌前办公的人极少。有的人从这个房间遛到那个房间，这里坐坐，那里站站，和这个说几句话，和那个讨根烟抽，然后就没了影子，外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属于哪个部门的，或者是不是公司内部的人。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杜老板有一年因为业务去了美国，但是没有按期回来。本来还算正常的经营突然就乱了套，风声四起。有人说杜老板在美国被人枪杀了，回不来了，也有人说被人绑架了或者被抓了，人心惶惶。突然有一天总经理收到一份美国来的传真，上面的具体内容就是业务和工作指示，完全和平常一样，看不出任何破绽。大家于是稍稍安定下来，各自按部就班地继续工作，因为那时纺织行业还比较好，出口美国的产品利润颇丰，公司也攒了不少钱在账上。就这样相安无事了一阵子，还是不见老板回来。但业务传真和客户收付款照旧顺利进行着。
大家于是纷纷猜测老板人肯定是好好学习，就是不想回来了。也许在美国金屋藏娇了，或者是买了房子置了业，准备做寓公养老。但事实谁都不清楚。通过行业和客户打听，不知为何，所有人都一概讳莫如深。员工不安分的有些就慢慢离职了，觉得公司不太正常。有些没有更好的去处，乐得没人在身边监管，工资又不少拿，反而更加坚定地留下来了。但是公司的纪律和外在，就没有人管了。董事长室的门一直锁着，既没有人进去，也没有人出来，积了很厚的一层灰。
虞子衿在锦美旅行社里干的时间不长，因为她不是本地人，接待外地游客不熟悉，招揽生意也不在行，后来介绍人又安排她去了曲琴公司，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她去的时候，杜老板已经外出未归好一阵子了，但人事把她的入职申请传真到美国，杜老板传真回来的签字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于是就入职按正常流程一步一步走了下来。公司效益好，她还分配到了一间宿舍，虽然不大，但是只有两个人住。对面的女生因为有男朋友，所以很多时候并不住这里。虞子衿乐得逍遥，一个人关起门，看书洗衣，甚是惬意。房租水电一概公司承担，她就像是世外桃源里的魏晋中人，一时不知道幸福为什么降临得这么快。
但是上班时间虞子衿颇为头疼，她很长时间没有搞清有些人是哪个部门的，又是什么职务，甚至有些人她从来就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因为这些人来上几天班，又会有很长时间不见了踪影。另外，没有任何人对别人的无所事事加以指责或训斥，似乎对这一切人人都已经习惯了。至于迟来早走，在公司里更是家常便饭，通常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公司里就已经见不到几个人了。
虞子衿来了几天，看到这样的情景，还颇感困惑，不清楚这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这么一帮人聚集在这里又是在干什么。以后在公司呆的时间长了，逐渐对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才终于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就要说到总经理博登这个人了。
博登四十多岁，高高瘦瘦的，但是脚很大，走起路来迈着八字步，胸脯像企鹅一样挺得老高，大家背后也叫他“南极”，因为只有南极才有企鹅。他相貌很普通，秃头，长着一双外鼓的小眼睛，看起来凶巴巴，脸上经常油光光的，但胡子每天刮得还算干净。
博登年轻时候就跟着老杜，算是创业元老了。但他在那如火如荼的创业初期的丰功伟绩，现在已无从查考了，但外人想着肯定是让人热血沸腾、风光无限。他比较老实，原来的总经理并不是他。后来，有一次因为税务大检查，杜具腾是私人老板，账目上肯定有些不干不净的地方。按说他要被抓了起来，在监狱里呆了一段时间的。然后当时的总经理和财务都逃走了，只有博登站出来，替老板背了锅。他在监狱呆的时间并不长，风声过去，杜老板念他的恩义，花钱想办法把他捞了出来，还让他当了总经理。不难猜测这段经历对博登今后的人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培养了他无比强烈的认同感，那就是只要忠心，只要你是我的人，听话，哪怕你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都可以养起来。在生意顺风顺水的时代，公司有足够的资金养活员工，这让博登那时很是风光，也造成尾大不掉，杜老板后来也拿他没有办法。一开始认为的人畜无害小白兔，转眼长成了獠牙显露的大灰狼。
博登越来越膨胀，尤其在杜老板滞留美国未归之际，他俨然一副太上皇的嘴脸。他认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就是去获取越来越大的权力，就是去干大事，做大官。想必他当总经理的时候，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太好了，被人仰望和崇拜的感觉太好了，为所欲为一呼百应的感觉太好了。
自从杜老板越洋指挥以后，博登先是把工厂里一些对自己有意见的工人找机会逐步裁掉，接着他大概认为所有工人对他的崇拜已经是基本到位了，就换了一个他的小舅子当了工厂的厂长。应该说，博登除了权力欲强以外，还是有点能耐的，对下面的福利也不错。他从开始的来料加工，代工别人的版型，到后来自己找人设计，自己创立品牌，到大型百货商场开设专柜，产供销一条龙——自己定点面料供应、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销售，没用多长时间，业务蒸蒸日上。很多人都跟着发了财。
令人意外的是，博登既没有取杜老板而代之的想法，也没有截流公司业务和资金以自肥，反而是把一个总经理在现代企业制度里应该发挥的功能进行的尽善尽美。金钱也许对于博登来说显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他获取权力和名望的一种手段。因为这种奇葩的经营模式和外人很难理解的权力架构，博登在曼谷纺织业名声鹊起，他后来又牵头成立了泰国纺织实业行业公会，自任会长兼理事长。按理说，这是一个民间组织，博登只要安安心心地做他的职业经理人，就可以发发完全属于自己的财，行属于自己的权了。但是博登却不是这么想的，其一，在当时的环境下，纺织公司几乎在银行里贷不到款，那么如果公司想获得更大发展的话，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就肯定会困难重重。其二，纺织公司的老板有什么政治地位可言，又算多大的官呢，确切地说就是相当于什么级别的领导？那么如果既无政治地位，又无法算个官的话，发点财又算个什么呢。这样，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博登就想方设法要把曲琴公司往正儿八经的政府机构方面靠。一开始，曲琴公司是独立法人单位，不归属于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后来博登想出一个鬼点子，他先是捐赠了一批库存物资，而且通过中间人，联合国有的曼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一起捐赠，在民政部门的登记中又将慈善证书据为己有，对外宣传就偷换概念，慢慢造成一种自己属于国有挂牌单位的感觉。不过后来当博登得知曼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只是一个较低级别的单位时，他认为自己被欺骗了，大发雷霆：“他们只是芝麻大点的单位，那我们又算什么级别？”
结果博登又通过自己的关系，把曲琴公司挂靠到了了曼谷行政执法总队下面，代价是每年上缴一千万铢的冠名费。这下博登心里终于踏实了。他没有心思重新装修公司的建筑，也没有心思认真管理部下，整天就是对外公关，对内训话。有次公司开大会时，博登这样给手下的干部训话：“你们都要好好干，要不公司倒闭了，我没什么损失，还能到行政大队去当个主管，你们到哪儿去混饭吃？”
如此一来，至少在名义上，曲琴公司已不再是私营企业了，而是省一级下属的一家国有性质的单位了，总经理博登也自我感觉是个领导干部了。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博登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了，开始有了异乎寻常的大气魄。
为了让公司尽快扩大，为了有更多的手下，以使自己的领导身份名副其实，博登先后吞并了好几家濒临倒闭的小企业。有印染厂、模具厂、纸箱厂、包装公司，同时，又在公司下面成立了不少新单位，像旅游经营部、玩具厂、广告公司、农副产品批发部、饭店，还在市郊办了个养猪场（专门饲养乌克兰大白猪），总之，摊子铺得越大博登越高兴。虞子衿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混到曲琴集团的。
自然，吞并别的企业和成立下属单位需要大量的资金，对此博登眼睛都不眨一下，只管向银行贷款。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就跟草纸似的只管从银行去取，花起来也跟用草纸擦屁股似的全不当一回事。那么，银行又不是博登开的，他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大量贷款呢？这里就要说到博登的用人之道了，这既体现了他的聪明之处，又可以说是他愚蠢的地方。曲琴公司扩大为集团后，博登招收了大量有权有势的人的亲朋好友在集团任职。结果，银行行长的女儿，招商办主任的连襟，丝绸厂副厂长的老乡，法院经济庭庭长的弟弟，工程学院副院长的儿子，税务局税务科科长的妹妹，警署署长的朋友，医院院长的情人，无线电厂厂长的表弟，宣传处处长的表外甥……一句话，博登用这种方法给自己编织了一张牢固的关系网。好处是不言而喻的，贷款，担保，减免税，批块地皮，拖欠债务等等。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人要么就是本来就不能干事，要么就是自恃关系不屑于干事，而且对于他们还不好管理，除了博登本人谁都能管之外，别人要想管他们，还真得思量思量，弄不好被管的人还没怎么样，管的人倒先被博登臭骂一顿。
不过公司混乱成这样，盲目乱铺摊子和用人不善可能还只是个次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博登本人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
听说博登以前喝起酒来还没有这么厉害，可随着公司越来越大，他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终于喝起酒来再无节制了。博登每天喝两场酒，中午一场，晚上一场，他逢喝必醉，逢醉就要发酒疯，骂人，干出种种荒唐事。公司里的人都知道，找总经理博登谈工作，一定要在上午，过了中午他就不再清醒了。
大人物都有大人物的派头，博登自然也是如此，他喝起酒来，集团公司的中上层干部是都要作陪的，然后博登喝多了——这几乎从无例外，便开始骂人，在酒桌上看谁不顺眼就骂谁，被骂的人不仅要忍气吞声，还要赔笑脸，否则可能一个酒杯就要飞过去了，挨得近的可能就是一巴掌，集团的不少中层都被博登打过。无论是被骂还是被打，都不敢吭声，除非是不想干了。这时惟一能做的，就是祈祷博登尽快喝醉，被人搀下酒桌。
博登喝醉后，名堂更多。一次喝醉了，几个干部把他扶到公司的会议室，让他躺到长沙发上休息。这时人事科邱科长为了讨好博登，蹲下身子去给他脱皮鞋，冷不防被博登一脚踹在腰部，腰子差一点就给踹炸了，当时就瘫在地下起不来了。他在家休息了好几天才来上班，以后一见到博登喝醉他就只敢侧身站在他面前，以妨再踹他的腰子。
另一次，公司驻仰光办事处主任回公司述职，这是个老头子，五十多岁，姓房，他同时还兼任着公司的副总经理。回来了自然要陪博登吃饭，名义上是给房主任接风。酒桌上博登着实夸奖了房主任一番，还一连跟房主任干了几杯酒，又命令别的人向房主任敬酒。房主任一来舟车劳顿，二来年老体衰，不胜酒力了，喝了一会儿就提前退席，回到公司的会议室去午休了。这边周亚振照例喝醉后，几个干部也扶着他去会议室休息。周亚振一进会议室，看见房主任正打着鼾躺在长沙发上睡觉。房主任睡觉有个习惯，眼睛半开半闭，露着眼白，博登见状甩开扶着他的人，猛冲过去扑到房主任身上，两手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一边掐还一边骂：“让你翻白眼，让你翻！”可怜的老头子被掐得脸色发白，舌头都吐出来了，要不是别人一拥而上，把博登给拉开，说不定房老头子当场就被掐死了。
还有，博登好色也是出了名的，喝醉了之后更是如此。以前，博登中午喝醉后回到公司，见到女职员了就会两眼放光，竖起食指，然后食指朝自己面前一勾一勾的，意思是要人家过来。谁敢过来？女职员见到他这副样子都花容失色，就像老鼠见到猫似的赶快逃。有一次设计部的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女人自恃貌丑，动作慢了些，没有走脱，被博登堵在了办公室。他二话不说，就把她按倒在了办公桌上，搞得这女人像杀猪似的叫了起来，当然也没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只是让博登狠抓了两把，还没等他再有所动作呢，旁边的干部立刻七手八脚地把他给拉开了。不过这种事情以后就不多了，原因是博登不知什么时候起把财务部的一个女会计弄上了手，接着两人不顾各自的家庭，公然同居了，然后这个女会计就被提拔成了财务部的总监，就是现在的蓝部长。有了蓝部长后，博登在这方面就收敛多了。尽管如此，女职员们都还心有余悸，见到博登喝醉后，她们跑得比兔子还快。
所以这几乎已成了惯例，每当中午博登在饭店喝醉了，快回公司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作陪的干部提前回到公司，通知大家一声：“老总喝醉了，马上来。”
这时候公司里的男男女女都一哄而散，开始东躲西藏，有的人就干脆下班回家了。女的是怕被博登调戏，男的是怕挨他的骂。霎时间公司里就变得静悄悄的了，然后就见公司里的一群中上层干部前呼后拥着博登回来了。一直等到他躺下了，睡着了，公司里才会又热闹起来。
要说博登如此胡作非为，怎么下面的人离职的不多呢？不光离开的人很少，相反想进来的人倒很多。大家干嘛还要赖在他手下活受罪呢？答案是这样的，凡事都有利有弊，在博登手下虽然会受窝囊气，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起码你可以不干活儿（或只干极少的活儿）就有钱挣吧，这种好事别的单位有吗？其次，那些当干部的，有点实权的，都在利用公司管理的混乱或多或少地为自己捞钱。就说韩副总吧，以后曲琴公司完蛋后，他自己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化工厂，那么他开厂的这笔钱是从哪儿来的？
另外说句公道话，博登清醒的时候还是蛮不错的，甚至还有点和蔼可亲。上班时，他这个办公室转转，那个办公室转转，拍拍这个肩膀，和那个说两句亲切的话。有的人头天刚被他喝醉了骂过，第二天又会被他当众夸奖。有个人从外地调来公司，因为没有房子住，一家老小都过不来，博登知道后，一时心血来潮，当场对他说：“你去租套房子，把家人接过来。租金公司报销。”这笔租金数目可不小，但总经理既然发了话，再大的数目也不是问题。兴致来了，博登还会立刻招呼别人在办公室里陪他下围棋或打牌，自然什么纪律不纪律的对于他来说都是搞笑。
虞子衿刚来上班的那会儿，博登一到人事科，就眼前一亮，常来找她聊聊家常，还对她说：“你有什么困难吗？有困难就跟我说，别客气，你表舅是我的老同学，当年我们关系可好着呢。”另一次对她说：“你还没男朋友吧，你想要找个什么样的，我给你介绍。公司里要是有哪个男的你看着顺眼，跟我说一声，没问题的。”当然博登这只是信口开河，说过也就忘了。但是有一次博登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却是很认真地对她说道：“你想不想干点事？”
虞子衿一时不明白博登的意思，问道：“干……干什么事？”
“你要是想干事的话，”博登说，“你自己去外面找一间门面房，开一家店，比如字画店、古董店什么的，总之搞个高雅一点的店，当然是属于公司的，然后我给你一笔钱，让你承包，你干不干？”
“我没干过，”虞子衿慌乱地摇摇头，“不能干不能干。”
博登笑了。“笨蛋，我是想让你发点财啊，你只要不给我赔钱，盈了利全归你。”
虞子衿还是摇头。“谢谢老总了，我真的不能干。”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以后虞子衿跟一个叫武霞的同事（她在公司里跟她关系最好）谈起过这事，她大骂虞子衿是废物，错过了一次挣钱的绝好机会：“老板是在讨好你的表舅啊，你把他给你的钱全赔了，他也不会拿你怎么样的。公司下面的单位哪个不赔钱，但承包人自己哪个不捞足了钱？”
想想确实是这么回事，虞子衿有点后悔了，即使自己不爱钱，但组织上肯定是急需的。但后悔也迟了，博登以后再没有提过这事。这大概是她活到现在仅有的一次发财的机会，却让她当面错过了，所以她目前还是只能蛰伏着，等待时机，怨不得别人。
有时，博登的心情特别好，中午快下班的时候，他便会让干部每个办公室通知一声：“中午下班后，大家都去饭店吃饭，老板请客。”接着公司里的人都欢天喜地地拥去槟金饭店，大吃大喝，自然喽，除了干部，别人吃饱喝足了能溜的就要赶快溜，否则等博登喝醉后逮着不是玩的。
公司最早的办公地址就是基分路的这些房子，后来博登为了吃喝方便，也为了利用门面房多成立一家下属单位，才改成了饭店。公司则租了后面的一栋筒子楼作为办公之用，破虽破了点，不过反正也没有多少公可办，也就是找个地方给一帮闲人坐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