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空，刘攽与王安石虽然交情甚好，但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却非常坚决。他多次上书宋神宗，反对变法，还写了一封信给王安石，直指新法尤其是“青苗法”在施行过程中的弊端，王安石却丝毫不为所动。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富国利民，因此，言谈中往往“利”字当先，这为许多清高的士大夫所鄙薄。有一次，同僚闲谈，有人向王安石献计说：“放掉八百里梁山泊的水用来造田，当获利无穷。”有思维惯性的王安石没意识到这是人家拿他开涮，兴奋地问道：“那梁山泊的水何处可容呢？”刘攽在场，立马接上话茬儿，一本正经地说：“在梁山泊的旁边，再掘一个八百里泊，就可容了。”王安石听后大笑，幡然醒悟。
除此之外，刘攽说话，常常出人意料，幽默中见智慧，奇崛中见锋芒，鞭辟入里，一针见血，次次把同僚讥讽得体无完肤。他曾在门下省任给事中一职，这是一个给文件把关的职位，皇帝下诏、大臣上书，如给事中认为失宜或者错误的，会提出驳正。当时，侍读学士郑穆以年老为由提出退休申请，申请传到刘攽手头，他问同僚，郑学士今年高寿？回答说七十三岁。刘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才七十三岁，那千万不能同意他的退休请求，且让他留到八十四岁。”原来，在宋哲宗的邀请下，已年过八十、退休多年的老领导文彦博又重新出山，担任宰相。然而宰相是朝廷重臣，需要思维敏锐、精力充沛，一个头眼昏花、行将就木的耄耋老人，如何能处理好军国大事呢？刘攽此语，实际上是讥讽文彦博尸位素餐、贪恋权位。后来，文彦博听说了，“甚不怿”，非常不高兴。
他又与苏东坡来往一生，最为投契，堪称金石之交。两人经常在一起诗酒唱酬，乐不知返。刘攽晚年患风疾，也就是麻风病，须眉脱落，鼻梁断坏，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与朋友们吟诗畅饮的雅兴。一次，几个好友在刘攽家聚饮，席间商定套用古人联句相戏，轮到苏东坡时，他改了刘邦的《大风歌》，拿刘攽的病相打趣说：“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刘邦与刘攽发音接近，而翻改的联句既合韵律又合情境，闻者纷纷笑倒，唯独刘攽怅恨不已，他恨的不是病情遭到戏谑，他恨的是戏谑了别人一辈子，人之将死，却被苏东坡狠狠地戏谑了一回。显然，斗嘴敌不过、斗智拼不赢，这才是他最在乎的。
但这个时空，王安石、苏轼皆逝去，刘攽却正当壮年，架空就是这么不讲理。
修史的日子既枯燥又充实，于冯过而言，翰林院有着全大定最丰富的藏书，藉修史之名可是借出了不少孤本典籍，精神世界异常饱满。
转眼到了八月，冯居庸夫妇带着冯辸、冯迅转回上饶，冯去疾见书局生意稳定下来也离开京师，偌大的冯宅空旷了许多。
倒是陈亮的夫人带着儿子来到汴京，暂住在冯宅，算是填补了“人气不足”的空缺。嗯，陈夫人唤作何淑真，义乌官塘人何恢次女。与陈亮生有五子二女。陈沆、陈沦、陈沃皆已成亲，四子陈涣被“操作”进了国子监，五子陈涵尚幼。长女陈缪，嫁适同里邑庠生朱润；次女陈缯，嫁适同里邑庠生吴合。
七月，两浙连遭旱灾、蝗灾，继发瘟疫，吴越饥疫死者近半，以越州灾情最为严重。时任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的赵拚，临危受命，赴任越州知州。赵拚视察赈灾发现，各县官府均颁布告示，严令禁止哄抬米价；大米受制于平价，人人皆能负担，可饥民依旧漫山遍野，而获捐余粮几乎耗竭，官粮又调配迟缓，灾情毫无缓和迹象。赵拚上奏朝廷请求从外地调粮平抑粮价、赈济灾民。
粮食粮食，又是粮食。
这几年灾害不断，河决恩州清河埽；京东西两河等地水灾；江南干旱、蝗虫成灾；河东地震，等等。
处处赈灾，委实令朝廷疲于奔命，这赵拚被委以重任就不能好好的解决此事？仍是申请调粮赈灾？可朝廷也没有余粮哪。
自然灾害频仍，极端天气不断，艰辛困顿的自然只能是广大的底层百姓。
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寒冷时期，发生在西周时期，历时大约三百年左右。据竹书记年记载，武王伐纣灭亡商朝的同时，顺便将虎豹等猛兽赶出了中原，使中原百姓恢复了安定的生活。但事实上，猛兽并不是周武王赶走的，而是因为天气寒冷，主动退出了中原地区。第二个寒冷时期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时大约六百年，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北方树木的发芽时间，要比现代晚了半个月左右，可见当时冬季之漫长。第三个寒冷时期便发生在大定，历时百余年，北方大雪漫天，江南洞庭湖等湖泊全部封冻，黄河封冻也是常态。
雪灾、水灾、旱灾、蝗虫、黄河决堤，接踵而至的灾害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加剧了贫富分化。
就譬如粮食，虽然朝廷在各地都设有常平仓，但一旦遇到灾害，储备粮便无异是杯水车薪。事实上，粮食多囤积在粮商及豪门大户手上，普通百姓家里存粮极少，一旦遇灾便难以为继。
世上不缺善人，但更不缺奸商，灾害来临之际，能指望他们竞相出手赈济？
工部、户部这两个职能部门也无有应对良策，干脆装死甩锅，极力要撇清干系或者说减轻责任。
那个时空，冯过是经历过饥饿的，感同身受，第一时间联系冯去疾购粮捐给灾区，算是尽一份心力。
他又想起那个时空救灾二事，一是范仲淹，一是赵汴。
吴州、两浙路爆发大饥荒，杭州灾情特别严重。当时在杭州就职的范仲淹，先下令散发米粮赈灾，并鼓励百姓储备粮食。
他发现吴州民俗喜好赛舟，并且笃信佛教。于是他就鼓励百姓举行划船比赛，自己也日日在湖上宴饮。从春至夏，当地百姓几乎天天都扶老携幼在湖边争看赛船。
另外，他又召集各佛寺住持，对他们说：“现在饥岁荒年工钱最是低廉，正是寺院大兴土木的大好时机。”于是各寺庙住持都去募工兴建寺庙。他又募工兴建官家谷仓及吏卒官舍，使得每天募集的工人数多达一千。
做了这二件事情后，范仲淹就把粮食的收购价格提升到了一斗粮食一百八十钱（之前是一百二十钱），大家都不明白他的做法。范仲淹来不及解释，接着命令部下沿江多张贴榜文，详细描述了杭州饥荒的情况以及米价上涨的行情。
粮商们听说后，便争先恐后地往杭州运粮，认为到杭州可卖个好的价钱。但当粮食聚到一起后，范仲淹立即将米价降到原来的价格，紧接着又降到一斗一百钱，这让百姓们不仅能买到低价的粮食，而且得以顺利度过饥荒。
朝中台谏官员为此事弹劾范仲淹，说他不体恤荒年财政困难，竟鼓励百姓划船竞赛，还在寺院大兴土木，既劳民又伤财。
范仲淹上奏给出了谜底：“臣所以鼓励百姓宴游湖上，寺院、官府大兴土木，其用意正是借有余钱可花的百姓，嘉惠贫苦无依的穷民，使得靠出卖劳力生活的百姓，能依赖官府与民间所提供的工作机会生活，不致背井离乡，饿死荒野。”
两浙路又有灾荒，“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政府为平抑粮价，皆在“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米价虽然控制住了，但市场上却没有多少米可以出售。当时在越州任太守的赵拚，则反其道而行之，命人贴出公告，宣布政府不抑粮价，有多余粮食之人尽管“增价粜之”，想卖多少价钱就卖多少价钱。如此一来，各地米商见有利可图，纷纷运米前往越州，很快越州的商品粮供应充足，米价也跌了下来。
这则故事记录在明代冯梦龙编撰的《智囊全集》中。冯梦龙讲完故事后评论说：“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赵拚）真晓人也。”而对“禁人增米价”的政府行为，冯梦龙则讽刺道，“俗吏往往如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赵拚比俗吏的高明之处，是他不迷信政府权力的“看得见的脚”（行政命令），而更相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正好谙合经济自由主义。
二人救灾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冯过查了查，这个时空并未有相似之事发生。
虽然“增价粜米”用以赈灾貌似荒诞，但确是切实可行的，且见效极快。一念于此，冯过当即就此事写下条陈去找大领导费宏，详细解说其中奥妙。怕费宏一家之言难以让上头拍板，他又连续拜访了资哲、辛弃疾、杨廷和、李格非，力推此事。
利国利民，自需用些心思。至于能不能成功，那便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了。
他又铺开纸，端端正正的写下：
“救荒活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