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字元晦，也有称字仲晦，号晦庵，又号紫阳，世称晦庵先生、朱文公，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南宋时期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
朱熹出生自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朱松曾入朝为官，虽然官职不高，且上任没几年就因病离世了，但朱松在临终前将朱熹托付给好友刘子羽照顾。
刘子羽在当时也算是有名的才子，他联合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一起教育朱熹，因此朱熹的少年时代堪称是在最豪华的师资力量下成长起来的。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他以“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处理一县之事，当时同安，晋江两县经常发生械斗，矛盾重重，在朱熹的调解下方才有所缓和。
除此之外朱熹还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期已满，虽然同安百姓对其非常的不舍，但因为朝廷已经安排了新的官员上位，朱熹只能就此离去，恢复白身。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意识到当前整个南宋的社会风气都很不好，在皇帝的带领下，百姓们一门心思都在追求仙佛之术，不思生产，朝廷不仅不管还大力修建佛堂寺庙，空耗国力。
“这个国家病了，需要有人从思想方面拯救它！”
这是朱熹当时的想法。
朱熹并没有狂妄到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能拯救世人的奇才，他觉得自己依旧需要学习。
于是他拜师李侗。
李侗是当时的“洛学”正统传承人，朱熹师从李侗，继承了洛学理论，这些理论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
后来朱熹回到了同安县，但他已经不想再当官了，他一心讲学着述，从事教育工作，一度成了当时同安县最有名的先生。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赵眘即位，他下诏听取臣民意见，有海纳百川之意。
朱熹立刻上书赵眘，强调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同时他希望朝廷可以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以振国运。
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
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
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
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
朱熹的想法很好，只可惜当时当宰相的人是汤思退，这人是个坚定的主和派，故而朱熹的抗金主张并没有被采纳。
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却拒绝了这一职位，以要回家祭祖为由回到了崇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在此期间他写完了着名的《东归乱稿》。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发生水灾，朱熹劝说当地豪绅发放他们的存粮赈灾，还向官府请求借了粮食六百斛发给难民，这才让百姓们没有过多的忍饥挨饿。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有不可取之处，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着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件事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也是后来着名的程朱理学形成的重要转折点。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的母亲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着述时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朱熹建议朝廷在五夫县创建“社仓”。
社仓的主要作用就是在平时囤积多余的粮食，等到灾年的时候负责供应百姓们的需求，救急用。
社仓的建立可以减轻贫民困难，缓和社会矛盾，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
十一月，朱熹回到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亲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
宋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两人联手编纂完成了《近思录》，史称“寒泉之会”。
五月，朱熹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会”。
吕祖谦举办鹅湖之会的主要目的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
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
而陆九龄和陆九渊两人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
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长达十日之久，但可惜的是谁也说服不了谁，鹅湖之会虽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进一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自我反省。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终于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
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甚至在临终的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
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