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巴黎总带着寒意，街道上的薄雾与路灯的光交织成朦胧的画卷。
亨利·杜普雷，法国内政部的一名中层公务员，坐在一间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桌上一叠厚厚的文件，正是上司布置的工作——关于在法属圭亚那建立流放地的提案。
亨利盯着文件上的“恶魔岛”三个字，心里百味杂陈。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充满了争议和推搡。提案最初由内政部长提出，理由显而易见：巴黎的监狱人满为患，各地的重刑犯正在成为政府的负担，而社会的呼声愈发强烈——不愿再承担养活这些“社会的污点”的代价。
尽管不少议员对这种流放地的设想表示疑虑，认为其有违“开明的法律精神”，但最终的结果已成定局。恶魔岛，以其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成为这项计划的最佳选择。
亨利的职责，是将这个计划从文件变为现实。他深知，这不仅是对犯人的命运做出安排，更是为国家社会工程的一次实验。
然而，他的理性与道德始终在激烈冲突。一部分的他，钦佩这个计划的效率与逻辑——将那些社会无法容忍的个体从文明中剥离，永远地隔绝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仿佛一次彻底的净化；
但另一部分的他，却无法抑制心中的不安，这种净化是否太过冷酷无情？
“你应该为国家的未来感到骄傲。”上司一次会议后拍着他的肩膀说道。“这不仅是一次惩罚，更是一次再造。
流放那些罪大恶极之人，同时，我们还能在那里展开殖民地的实验。”
亨利点了点头，没有回答。他心里却在想着，那些犯人真的能被称作“罪大恶极”吗？
当然，有杀人犯、抢劫犯，但也有政治犯和一些因极端贫困而偷窃谋生的人。恶魔岛对他们来说，是一场不可抗拒的命运风暴。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亨利忙碌在会议室、档案馆和港口之间。他与工程师协商如何改建岛上的设施，确保它既具备监禁的功能，又能满足基本的人类生存需求。
预算有限，亨利不得不牺牲一些“人道”上的考量，比如减少医疗设施的投入，而更多关注如何防止犯人逃脱。
恶魔岛周围的狂风巨浪几乎让这一切变得多余，但政府仍旧希望在一切可能的漏洞上扎紧篱笆。
他还得与船队负责人讨论押送的具体方案。从巴黎的监狱到法属圭亚那的长途航行需要数周时间，这对押送人员和犯人都是一种考验。
亨利在设计过程中不得不面对许多细节问题，比如如何分配狭小空间，如何处理可能发生的暴动。
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这些琐碎的条目，但他心里始终萦绕着一个问题：那些犯人是否会在这趟航程中彻底绝望？流放是否比死刑更残酷？
筹备工作终于告一段落。亨利接到上级通知，他将亲自押送首批犯人前往恶魔岛。那一夜，他难以入眠。妻子从卧室走来，看到他坐在书房的桌边，眼中满是忧虑。
“你为什么这么不安？”她问。
“我害怕……害怕自己做的事情可能是错的，”亨利叹了一口气，“这些人再也回不了故乡，而我，却将成为促成这一切的推手。”
“这是你的工作，亨利，”妻子轻声道，“你在为国家服务。”
但她的安慰未能平息他的矛盾心情。最终，天刚蒙蒙亮，亨利便穿戴整齐，带上记录本和几份重要文件，登上了驶往法属圭亚那的船。
这是一艘载货船，甲板下方的空间被改造成临时的牢房。空气里充满了咸湿的海风味道和隐隐的腐臭。亨利走下甲板，经过那些关押犯人的铁笼时，不禁放缓了脚步。
他看到这些人，有些人面无表情地盯着地板，有些人焦躁不安地拍打着铁栏，还有一些人，则用复杂的目光盯着他。
“他们会恨你，”一个狱警轻声说，“他们总会恨让他们流放的人。”
亨利点点头。他知道自己已无法改变这些人命运的轨迹。他只能确保这趟航程能够安全进行。途中，船员和狱警不得不应对瘟疫、食物短缺以及犯人之间的冲突。
有一名犯人试图自杀未遂，他绝望地喊道：“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这比死更痛苦！”
亨利站在船舷边，默默地听着这声呐喊。他想起那些文件中的措辞——“将罪犯与社会隔离，维护文明的净洁”。然而，这真的值得吗？
船终于抵达了法属圭亚那，亨利远远地望见了恶魔岛。那是一块嶙峋的土地，四周被湍急的海流包围，棕榈树在风中低垂，仿佛在沉默地注视着每一个到来者。
犯人被一一押下船，步履沉重地登上小艇，驶向那片荒凉之地。亨利站在岸边，目送他们的背影，脑海中浮现出过去几个月的一切筹备。
他看着这些人走向孤立无援的未来，心中不禁升起一丝罪恶感。
傍晚时分，亨利随船返回主岛。他在船尾久久伫立，目光追随着逐渐远去的恶魔岛，直到它完全融入大海的暮色中。
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这项计划的一部分，无论未来它被视作成功还是失败，他的名字都将永远和恶魔岛联系在一起。
当夜，亨利在日记中写道：“恶魔岛的诞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文明，但也许它同样见证了我们的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