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朝之后,赵昺留下吏部尚书谢枋得,问及张颂之事。其言事情之所以久拖未决,主要还是因为当时是皇帝过问过此事,以当时形势认为必会严惩,以儆效尤,所以众臣不敢擅自处置。而张颂之过,论罪不过是处置失当,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至多也就是罢职降级,另行任用。
“谢尚书,此事已经拖了有些时日,尽快拿出一个章程。”赵昺想想因为自己几句话,就让张颂在京待罪闲置近两年,不觉有些愧疚。
“陛下,臣会督促有司做出决议,呈请陛下御批!”谢枋得点头道。
“嗯,如何安置其呢?”赵昺颔首又问道。
“如张颂这等罪官,降职以后按照惯例会安排到远州县履职,或是在州府之下做个闲职,不会予以重用!”谢枋得答道。
“朕记的这张颂还是有些能力的,仅因为此事就让其蹉跎下去,是不是不妥啊?”赵昺皱皱眉,他其实也清楚如张颂这等有了污点的官员,尤其是被皇帝亲自处置的官员,不被拔了官衣就已经是开恩了,再难得到重用,升职更是无望。
“陛下,张颂确也有些才能,但是担任地方州府正官此前没有先例,留京任职也难以受到重用,毕竟谁也不知道他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多半也是赋闲!”谢枋得明白皇帝觉得人才难得,但是这种受到皇帝点名的罪官,任谁也不会给好脸色。而他这已经说的很婉转了,其无论在那个衙门任职都会受到同僚排挤和打压。
“嗯,既如此你们吏部尽快拿出定议!”赵昺也知道官场的潜规则,谁都不愿意担风险,也都喜欢用四平八稳的属下。而此次其的奏疏又在朝廷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更难以获得主官的信任,其也就此沉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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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遵谕!”谢枋得松了口气,他也担心小皇帝给自己出个难题,赶紧施礼告退。
有了皇帝亲嘱,事情解决的也就很快,两天后对于张颂任濠州知州失职,造成民变的处罚奏折就呈上了赵昺的案头。拖延近两年的事情一朝得以解决,让他也很无奈,不论哪个朝代都有这个问题,领导关心再小的事情也是大事,办起来就快。
赵昺看了吏部呈上的折子,对于张颂的罪名基本还是延续了当初的定论,并没有新的罪名,按照律法拟对其予以罢职降级处分,由五品降为六品,贬至赣州路一个偏远下等县任主簿。按说这等小事,一般吏部上报中书省后不会做出修改,甚至不需首官批阅,就发回吏部执行了。
现下正因为赵昺的关心,才由中书省拟批后又呈上御案。他提笔想了想又放下,将奏折暂时放到一边,吩咐诏其进宫面谈,然后再做决定……
“陛下,张颂已经在殿外等候多时了!”陈识时看看陛下刚刚批阅完公文,才上前禀告道。
“嗯,让其进来吧!”赵昺搓搓脸,喝了口茶道。
“陛下,要不改日再让其觐见?”见皇帝面带疲惫,陈识时征询道。
“这事儿拖得已经太久了,不必了!”赵昺摇摇头道。
“罪官张颂拜见陛下!”张颂进殿后,朗声施礼道。
“免礼,吏部对汝的处罚已经报上来了,降级一品,前往赣州下县任职,可有异议。”赵昺抬手道。他与张颂也就是一面之缘,对其的模样早已经模糊不清,今日再见其面目才逐渐清晰。细细打量,一年多的待罪生活下,其显得沧桑许多,显然这种日子并不好过,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罪官有负朝廷重托,处罚得当,吾并无异议!”张颂答道。
“嗯,汝前时上书献灭蝗之策,朕已经采纳,已经颁旨实施。此举利国利民,汝是有功的,朕可以免汝之罪,重新任用,可有什么要求?”赵昺道。
“此乃微臣的本分,不敢居功!”张颂再施礼,犹豫了下又道,“禀陛下,微臣尚有事关赈灾救荒之策,呈请陛下御览!”
“哦,汝为何不通过进谕司上奏,而要面呈给朕?”赵昺有些纳闷地问道。
“禀陛下,微臣数次上奏,被有司以为是无稽之谈,尽数驳回,只好借今日面圣之机进言!”张颂言道。
“呈上来吧,朕倒向看看汝又说了些什么,居然被屡次驳回!”赵昺有些好奇,前时他下诏求灭蝗救灾之策,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官员和士子皆可上奏。按说审查方面是十分宽松的,可其的上奏却数次被驳回,显然是有悖于常理的,可也勾起了他的兴趣,想看看这位待罪的官员到底写了些什么。
“是!”张颂从袖中取出一本折子双手捧着,有小黄门接过呈上。
赵昺当即就打开折子阅读,只见其中将救荒的核心政策总结为五项。前三项相当常规,分别是:国家打开常平仓;发放义仓(官府强制民众做的粮食储蓄)之米;劝有米的大户卖粮。后两项却与当下朝廷的一贯做法完全相反。
第四项是“遏籴有禁”——遇上灾荒,各地州县就“环视壁立”,禁止本地粮食出境,他认为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只会加重灾情。第五项是“抑价有禁”——遇到灾情,官府就出面压制市场上的粮价,甚至直接由官府制定很低的粮价,这种事不能干。
在赵昺看来“抑价有禁”一条,可谓却是大逆不道。平抑物价是历朝历代在赈灾中常用之策,以防止商贾惜售,导致物价飞涨,百姓无钱买粮,从而加重灾荒。其却反其道而行之,遭到否决也就不稀奇了,但他对此另有解释:
“比年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谓民间无钱,须当籍定其价。不知官抑其价则客米不来。若他处腾涌而此间之价独低,则谁肯兴贩?兴贩不至则境内乏食。上户之民有蓄积者愈不敢出矣。饥民手持其钱,终日皇皇无告籴之所……若客贩不来,上户闭籴,有饥死而已耳,有劫掠而已耳。可不思所以救之哉?惟不抑价非惟舟车辐凑,而上户亦恐后时,争先发廪,而米价亦自低矣。”
大意就是:以前的为政者不懂,认为民众没钱,须由官府出面压制粮价。却不知官定粮价后,别处粮价高,此处粮价低,商人自然不愿意再将外面的粮食运来。外粮不再进来,境内就会缺粮。境内越缺粮,家中有积蓄的富户为求自保,就越不敢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
于是,饥民们手里拿着钱,却找不到可以买粮食的地方,要么饿死,要么去抢劫。反之,如果不抑制粮价,外面的粮食不断进来,境内的富户也敢把粮食拿到市场上,粮价就会很自然地降下来。
其中还说,自己在走访中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饥荒年份,有余粮的富户,并不愿将粮食卖给本地民众,反与“外县牙人”做生意。究其原因,仍然在于上面对米价的压制。
政策的本意虽是“存恤细民”,想要帮底层民众一把,但却造成周边地区米价高于本地的状况,有粮的富户不愿贱卖粮食,民众找富户加价购粮,富户又怕违反政策被人告发。所以,最后只有外地来的粮商能从他们手里买到粮食,本地民众反陷入更深的饥荒。董煟说,如果我们不压制粮价,考虑到运费、人情等因素,富户们自然会优先选择将粮食卖给本地民众。
另外在奏折中还言:“凡贩米客商逐贵去贱,本不待教而喻。凡米价贵贱,视被灾浅深:灾浅者价贵,灾深者价必尤贵。若必限定到某处粜卖,不可改移,假如沿途米价更贵于所报往卖之处,则此地之饥困必更甚于彼地。”
“客商不敢违法而擅卖,贫民嗷嗷待哺,必欲强买,窃恐争夺抢攘之患,更必丛生矣。大凡米价腾贵之地,一遇客商辏集,价必稍减。此地稍减,又争往他所。听其自便,流通更速。若价昂既不敢卖,价减又不得不卖,商贾用本求利,必视此为畏途而观望不前。”
大意是:粮商们追求利润,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米价的贵贱,又与灾情的深浅直接相关,灾情轻的地方米价比平常贵,灾情重的地方则尤其贵。运米沿途出现米价更贵的地方,往往也就意味着此地的灾情更严重,但粮商已由官府指定卖米地点,不敢违法卖米给他们。
这些灾民嗷嗷待哺,为求活路定要强买,武力冲突必然层出不穷。其实,米价高涨之地,粮商蜂拥而来后,米价必然会降低。这里粮价降低了,粮商又会跑去别的地方。官府不强行指定地点,让他们自己干,效果会更好。
但如今的政策,导致粮商在粮价上涨之地不敢卖粮,在粮价下降之地不得不卖粮。粮商们是拿着本钱去求利的,如此两难之下,他们的选择将会是观望不前、不再从别处买粮食运过来,灾民的状况也就会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