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8章 开放代价
就赵昺眼前这几位宰执来说，刘黻算是正牌太学生出身，但是因为伏阙上疏弹劾彼时权臣丁大全被开除了学籍，而其他几位不是家传，便是书院出身或有在书院求学的经历。江璆的爷爷一生在乡间授学，他爹江万里通过科举入仕，官至丞相，后在其十六岁的时候，其父致仕回乡创办白鹭书院，邓光荐也是出身于此。
所以他们对于这段历史都十分清楚，说起来自然脉络清晰，对其中的典故和轶事也知之甚多，赵昺与几位宰执商谈一个上午，其实也可以说听他们讲了半晌书院发展史，虽然没有对能学乱做出决断，却让他可以全面的了解这一时期的士人思想状态和转变。而这也能让他在处置当下学乱中能保持理性，从而选择稳妥的方针来应对。
大家都知道宋朝文化的繁荣，与宋学宋学哺育出宋代知识分子的兼容精神有着极大的关系。宋代重要思想家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无论程朱派，还是心学派，理学各派都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成果，重建新儒学的理论体系。
当时宋学各派，能够做到学统四起而多元并存。神宗时期的洛学、新学与蜀学，南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学派，都落在同一个政治文化的架构之内，不同学派之间学术主张尽管不一，有些问题甚至针锋相对，但也能够实事求是地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
不过有话是这么讲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相轻’，所以这种兼容并蓄也是相对的，他们之间的纷争同样不断，即便是同源的学派也无法做的和谐相处。
首先表现在书院的祭祀活动上，这似乎带有某种宗教色彩，实际上，书院供祀与佛道寺观的祭祀方式也有所不同，不是祈求某些神灵的保佑，而是为人树立某种典型形象，是一种生动的教育形式。通过书院祭祀的对象可以表明该书院的学术宗旨和特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还是一项特有的活动内容。
南宋书院除一般供祀孔孟等先圣先师之外，特别重视供祀周、程、张等北宋的理学大师，表明南宋书院大都与理学有关，是讲理学的院都各有自己特有的供祀对象，多把本学派的创始人，或与该书院有密切关系的代表人物加以供奉，用以提高书院的社会地位，标明或保持该书院的学派特点和学术特色。
另外，各学派在学术传播与师生传承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道统和门户，总认为自家学说才是一本正经，而别人都是异端邪说。以这种道统观，再去处理与其他学派士大夫的关系，就会出现自视甚高、责人太苛的结果。不在自家门户或道统之内的人，往往认为他们不是君子。
而这种治学态度之下，盛行于后的理学在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官学以前，就容易激化为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认定为官学以后，很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这是从理学本身来考量。也为后来朝堂上的争斗和学乱埋下了隐患。
在南宋政治环境恶化之际，知识分子还能否“独善其身”？不可否认，在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代，那时知识分子中也有鲜廉寡耻之徒，钻营进入统治集团的权力体制，迎合当局专制独裁的政治意识。但那些有自己独立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宁愿闲居不仕，不再入朝为官。
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无非要有三个空间：生活空间、学术空间、政治空间。南宋即便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黑暗时期，这三个条件也仍然具备。
生活空间上，宋代有这个条件，哪怕不去担任实职性差遣，还可以领取一份薪水，这是宋代优待士大夫的政策。例如陆游，即便闲居在山阴老家，只要没将他从官簿上除名，其俸入还可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水准。所以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职，也能保持起码的生活空间。
另外国家权力没有取缔书院，知识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国家权力尽管可以流放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但限于‘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却无法在肉体上消灭他们，这在为知识分子预留政治空间这点上，还是很重要的。
从外部来看，宋代最高统治者对宋学各派所取的态度，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可以视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对王学以及洛学，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方式，其极端就是庆元党禁。第三种是调和的模式，从宁宗后期起到理宗时期，国家权力把理学确认为官学，吸纳进主流统治思想里。
但必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由于宋学价值观的确立，尽管其内部也有过王霸义利之争，但即便是强调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学者与士人，在讲功利，讲利欲时，也秉持着理性的态度，主张有一种自觉的约束。
因此也会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过自己的入仕，尤其通过提升皇帝的内省功夫，来达成他们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于是，就有朱熹那样热衷于当“帝王师”的士大夫学者。而一旦连帝王师也当不成，彻底碾碎了其“外王”梦后，还可以退出庙堂，疏离政坛，闲居不仕，独善其身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学派传承。
理学奠基于北宋时期。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人，反对汉唐经学教育只重章句训诂、笺注，主张为学要讲究明心养性，讲明义理，认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本源于理，正心、诚意、修身为为学之本，必须以《易》为宗，以《大学》、《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构建起理学的基本体系和框架。
南宋书院的勃兴，为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为提供了文化学术思想条件，随着理学体系的成熟，也就步入传播阶段，以便广泛扩大理学的影响。书院讲学是传播理学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径，因为书院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书院大都不受或较少受科举考试的制约，便于自由讲授，自由研讨。因此，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最理想的场所，成为发展理学的学术教育基地。
而南宋的理学，形成不同的学派。每一学派都创办了一批各具特色的院也就成为研讨或传播某一理学派别学术思想的基地。他们各以书院为基地传播自己学派的学术思想，实现自己学派理想的教育目标。
讲学是书院的主要活动内容，也是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重要标志，南宋书院的讲学有许多新发展。讲学人可慕名聘请，或书院主持人自讲，还可临时请名人讲演。不同学派可以互相交流、论辩。理学大师亲自复修院，在书院授徒讲学，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为书院树立了威信，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
北宋的着名学者多在官学任职，南宋的着名学者大都逐步从官学移足书院。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都是南宋学术界的名流，又是书院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们的弟子门人也都是积极创办书院的有名人物，对南宋书院的勃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理学大师在书院讲学，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慕名奔趋。特别是他们的弟子门人又各创书院，以扩大影响，又促成了书院繁盛的局面，造成了书院空前勃兴之势。而在政治环境逆转、言论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宋代书院的存在意义不可小觑。
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的私学系统，没有必要向官方的价值系统投降缴械，这就为思想学问的自由讨论保留了一方净土。尤其是南宋转向以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通过书院这个阵地，来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价值理念。
赵昺认为士人阶层上书言事，关心时事，有一定的进步和积极意义，但是也并非如想象般的那样完美。因为其中确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于政事，他们有些上书言事，不仅没能触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还尽说些言不及义的老调子。正如史家吕思勉毫不客气地批评所说：“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
他心中此时也有了些谱，当前的祸根，其实与高宗皇帝不无关系。其在内外交困之下，为了减少麻烦和省钱，对兴办官学采取消极态度，对太学生采用高压管制政策，鼓励民间兴办书院。当时也许是无奈之举，但是在赵昺看来其实是玩脱了，放弃了占领舆论阵地，任由各种学说百花齐放，使得主流思想上产生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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