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虎臣的担忧赵昺同样考虑过，但是他以为这是有利有弊的事情。以他前世所知，加上这十余年间与敌作战的经验而言，‘敦促’蒙军修筑城堡体系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
关于蒙古人创造的能够横扫世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神话，一直为后人所研究，有人以为是蒙古马的吃苦耐劳、高桥马鞍的应用、弓箭的威力巨大，及不需要后勤补给和拥有多匹副马等等各种条件的综合。但是赵昺以为蒙古大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战绩，外在条件和良好的武器及英勇善战的品性是不可或缺的，可却不是必须的。
因为同一时间，蒙古征服的地域国家有着比之更为先进的武器和优良的战马及众多的人口，却依然战败，所以赵昺以为蒙古人良好的战略、战术才是其胜利的根本。要知道当时所有蒙古各部落加起来人口不过百万人，最多能提供十五万蒙古骑兵，他们是如何能完成征服世界的事业呢？
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是最出色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的骑术要比他们的敌人好得多，及蒙古马通常在恶劣的条件下放牧，这使得它们的体格不很高大。但是蒙古马非常能吃苦而且适应性很强也是为世人公认的事实。赵昺曾做过实验，此时随便一匹蒙古战马都可以在一天之内连续骑三百余里而不需要进行长期的休息，要强于现代蒙古马的指标，这也许是因为后期的品种退化造成的。
另外初期的蒙古军只有单一的骑兵，从而使他们得以避免使用机动兵种和步兵相协调的问题，而这一难题至今困扰着各国的军队。这些因素的叠加，再加上足够的备用战马，蒙古军队具有即使今天看起来都可怕的机动性，使其可以在广大的地域上进行快速的机动作战，能够在极短是时间内集结军队集中使用，克服了兵力匮乏的问题。
这种高速的机动性，从而是蒙古人得以实施分进合击的战略。他们把自己的军队分散成几个分散的纵队，同时威胁敌人的多个重要目标。这样敌人不得不分兵保卫多个目标而分散兵力或者集中兵力保护某些目标而不得不放弃其他目标；如果敌人分散兵力的话，蒙古分散的纵队会突然集结起来以优势兵力发动攻势；如果敌人不分散兵力的话，蒙古人可以轻易的夺取很多战略要地而使战局越来越有利于自己。
另外在赵昺看来蒙古人最喜欢使用是被称为‘曼古歹’的战术，这一战术的核心就是假装溃逃，诱使敌人追击，而其精髓就是速度和突然性。而‘曼古歹’是一支经过特殊挑选出来的部队，他们要单独向敌人进攻，并迅速冲到敌军队伍面前，如同暴风雨一般从四面八方向敌人放箭，然后马上逃走，自始至终都不和敌人严阵以待的步兵发生近战，与现代的火力骚扰战术相类似。
‘曼古歹’将马的快速奔驰和巧妙的控制以及时机的选择成功的结合到一起，他们先行发动的猛烈进攻给敌人带来相当损失，然后在敌军的试图反击中诈败而后撤，假装惊恐而好象漫无目的地慌乱逃走。而在这个时刻往往只有最精明的将领和有严格军纪约束的对手，才能抑制住追击的冲动，不去追击佯装溃败的蒙古人。若是没有成功，他们会反复实施这一战术，直到激怒敌军。
对手一旦尾随追击，蒙古军会首先将敌骑兵诱出后援的保护范围，在丧失严密的阵型保护后往往被伏兵歼灭。这时蒙古弓箭手会突然对进入伏击圈的对手发起进攻，逐个歼灭分散的敌人并给还能维持阵型的敌人造成巨大的混乱，使得陷入混乱和重大伤亡的敌人面对严阵以待的蒙古重骑兵几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这样看来，有坚固的城堡为依托，又有来去如风的骑兵作为机动兵力为援，看似真的能够构成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将宋军挡在长江以南。但是赵昺并不过分担心，他以为林立的城池恰恰使得蒙古军最擅长的机动战术难以得到发挥，反而会给己方可乘之机。
首先蒙古军经过多年的征战，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改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骑兵，而是形成了有水军、步军、炮军和骑军、工匠军等合成兵种共存的军队，机动能力已经大为降低；再有蒙军当下是以战时为兵，平日屯田的形式分驻各处，一旦有事就要先行集中编组才能投入作战，反应时间相应的就要延长。
另外蒙军是本土作战，不能像从前那样走到哪抢到哪来解决后勤供给，这也限制了他们的机动范围，使得他们难以展开大迂回作战，而惯用的战术也难以发挥，毕竟他们每退一步，都会给他们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因此他们的战法将形成与宋军在西北对方西夏时相似，敌军来袭便退入堡寨自保，然后再向周边驻军求援，待众军到来后再行反击。
此外两淮地区水网密集，机动能力受限仍是蒙军绕不过的坎，一旦行军大路被切断，便难以实施快速机动，什么战略、战术都是零，只能够凭城据守。运气好，能坚持到援军赶到；运气差，只能等着友军来给收尸了。所以说敌军筑城也难以改变他们丧失快速机动作战的优势丧失的现实，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被动的局势。
而其实在战争虽然能经常见到一些着名的攻坚战战，往往攻城一方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经过残酷的攻城战斗才能拿下一座坚城，且许多攻坚战即使牺牲极大也并不能取胜，导致兵败而归。但赵昺发现事实上，在战争中完全没有必要按部就班的逐城争夺，大部分城池并不是非打不可，绕过去也无不可。
兵法讲究以正合，以奇胜。赵昺收复江南之役中，虽然也进行了几场攻城战，但是激烈程度却不如外围的战斗激烈，且攻城战都是为了攻取临安、建康和鄂州这类中心城市或是战略要地。当然这也与蒙军大肆拆城有关，使他无城可攻，可这也是在蒙军有生力量被歼灭，江南很快被收复的原因之一。不过赵昺也知不管仗怎么打，几类城池都是避不开的：
首先是政治中心型城市。这类城市大多是首都、副都，例如长安、洛阳、建康、开封、北京等等。不管什么情况下，要夺取战争的全面胜利，首都是必须要攻下的。而这类城市面临攻击，或是战争已经进入尾声，或是敌军远程奔袭采取斩首行动，当然进攻首都的意义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只为亡国的。
在靖康年间，女真人首次兵临汴梁城下就是如此，他们面对坚决抵挡并没有攻陷城池，但是勒索到了无数财物，且与北宋签订了城下之盟，而最大的意义则是摸清了宋军的战斗力，从而使他们下定了灭宋的决心，二次来的时候就攻陷城池，掳走了二帝，灭亡了北宋政权。
据赵昺所知的另一次相似的战役也是由女真人干的，在明末皇太极领兵冒险攻打北京。在他看来彼时八旗兵的军力并未强大到可以直接攻击北京的程度，反而是越边墙进攻畿辅山东更为经济划算，但皇太极仍然不顾被宁锦一线明军切断后路的风险，组织了一次对北京的奇袭。可这次作战的成果就是使得明崇祯帝杀死了清军的老对手袁崇焕，使得“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再如南北朝隋唐时的洛阳虽然并非一直是首都，但由于其传统政治地位非常重要，故而也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西魏北周曾经组织过五次对洛阳的惨烈进攻，只有一次得手；隋杨玄感之乱、瓦岗军李密攻王世充、唐太宗围攻王世充、安史之乱叛军南下，均是进攻洛阳。
虽然洛阳只是副都，但一则洛阳占了就近控制中原的地利，二则随着经济中心的东移，洛阳的政治地位逐渐与长安平分秋色。所以洛阳的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原局面的好坏，故而战争一起，洛阳都迅速成为进攻的焦点。
再就是战役指挥中心型城市。受限于古代通信和交通条件的低下，中央对广大的疆域的控制，主要依靠各地的行政中心。如果战争爆发，这些行政中心也立即转化为区域性的作战指挥中心。这类城市以太原、河间、中山、济南、寿阳、荆州等为代表，而赵昺对寿州一直垂涎不已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这类城市虽然大多处在地势平坦、交通发达的平原之地，可以很方便地绕过去不打，但发动攻击的一方出于摧毁敌军指挥中枢的目的，绝不会轻易放过，即使城防设施极其坚固，也要不惜代价地拿下来。北朝时，北魏苦攻后燕之中山，西魏灭梁先打荆州江陵，北周杨忠千里奇袭北齐晋阳，金军围攻太原、河间、中山三镇，明朱棣靖难之役围攻德州、济南一线，都是出于此理。
但用兵形势并非一成不变，当出现更高价值的攻击目标时，这类城市也会迅速被弃诸不顾。靖难之役，铁铉坚守济南，朱棣屡次进攻不克。后来经人提醒，发现一城一地的进攻方法不能取胜，便转换了战略，弃德州、济南等大城市于不顾，沿运河南下直取南京，以擒贼擒王的策略击败建文帝，而后反过头来解决济南问题。这是战略战役形势转换所必须采取的策略，但济南本身的地域性指挥中心的价值是不变的。
另外就是交通孔道型城市。所谓交通孔道，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陆地上的交通孔道，一类是水路上的交通要津，这类城池要么凭高据险，要么逼水为城，是货真价实的易守难攻的城池。就如一座襄阳城就让蒙元数次铩羽而归，使大宋得以残喘几十年。
但一座城能控制的交通道路非常有限，顶多几十里。就算周边路难走，绕远一些，彻底躲开它不行吗？以赵昺来看有时候真的不行。
在这个缺乏运载工具的时代军队进行征战，尤其是以步军为主力的中原军队主要靠士兵徒步行进，而长途跋涉对士兵的体力影响非常大。更可怕的是，长途转进会极大消耗后勤物资。而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往往系于后勤保障和士兵的体力。要避开孔道上的坚城，就意味着绕远道，这必然会大大毁伤部队的战斗力。
同时，守城方占据地利，既可以尾随追击，亦可以守险断后，对客军都会造成极大的杀伤。所以，对待这种坚城的策略就是，如果不想打，就在战争发动之前选择别的进攻方向。而一旦接上仗，要么死命攻下来，要么原路退回。
所以要长久地解决交通孔道问题，就必须彻底拿下这类城池据为己有，就如赵昺不惜亲征鄂州，将这个控制长江和汉江入口这个要点拿下，及与当下在沿江主要渡口都部署重兵把守同理，因为从长远来看，他们付出的代价与后来的战略利益相比，是完全微不足道的。
此外必须攻打的则是‘门户’型城市。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来，由于大山大川的阻隔与分割，中国大致分为中原、关中、河北、河东、汉中、蜀中、两淮、江东、荆襄、辽东、陇右等战略性区块。一些战略区块便因此据有一两个遮障型的城池。
这类城池，或位于大山之口，或位于大川之要津，左右皆是险路，以一城左右控遏，就像一面盾牌一样，为后方的大片区域提供强大的屏护作用。而我们经常说的所谓“门户”，也就是这个意思。而当下赵昺意图通过散布谣言搅乱蒙元，其实也就与他要发起的攻取川蜀门户重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