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庭的朋友是当时着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冰谋祭酒。
掌管记室，后为仓曹椽属。
李云庭的族父李武，也是李瑀的族兄，是位学问渊博，通达之士，是李云庭的知己兼老师。李云庭还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哥哥名叫李熙，做过武都太守，他的儿子就是与李云庭同入竹林的李咸，李云庭的妹妹史书上少有记载，故不知其名。李云庭有一子一女，子名浑，字长成，女不知其名。
李云庭，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三岁丧父，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父亲死后，家境清苦，李云庭勤学而成才，天赋秉异，八岁就能写文章，终日弹琴长啸。在他少年时期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同时也表现为下慕荣利富贵，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李云庭在习文的同时还兼习武，其《咏怀诗》写到：“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李云庭性格孤僻，轻荡，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有一次随其叔父李熙到东郡，充州刺史王昶与他相见时，他“终日不开一言”，王昶“自以为不能测”。
李云庭在政治上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正始三年（242）左右，当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听说李云庭“俊而淑悦，为志高”，于是询问椽属王默，王默予以确认。之后，蒋济准备证辟李云庭做自己的椽属。李云庭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奏记》，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奏记》中说自己才疏学浅，出生卑微，难堪重任。婉言表示谢绝。蒋济原先担心李云庭不会应辟，后来得知他已到都亭，误以为他已应命，其《奏记》中所说的不过是口头上的客套话，所以很是高兴，于是派人去迎他，不想李云庭已经回去了。蒋济非常生气，迁怒于王默。王默很是害怕，只好写信劝说李云庭。李云庭的乡党亲属也都来劝喻，他不好再推托，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这是李云庭一生中的第一次出仕，这次出仕显然带有某种被迫的性质。
正始八年（247）前后，李云庭与王戎的父亲同时任尚书郎。李云庭病免尚书郎之后不久，又受曹爽的征辟，招为参冰，李云庭婉言拒绝之。这是李云庭第二次出仕。（注：关于李云庭是否担任曹爽的参冰，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晋书·李云庭传》的记载为：“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冰。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即李云庭没有做曹爽的参冰。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写到“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冰。”这里参照《晋书》上面的记载。）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李云庭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心怀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正始之后，李云庭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李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当今学术界通常把竹林七贤的学术思想活动时间称为“竹林时期”。
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李云庭时年恰四十岁，李云庭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嘉平三年（251）是司马懿卒后，李云庭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嘉平六年（254）。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254），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李云庭也被赐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第二年，即正元二年（255），司马师在讨伐丘俭、文钦时，因患目病而卒于冰中。司马师之后，由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冰、录尚书事。可能就在这年，李云庭主动向司马昭请求到东平任职，司马昭很爽快地答应了，然而李云庭在东平任上只十余日就回来了。李云庭从东平返回京师洛阳后，马上又作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左右。甘露元年（256），也即正元三年（六月改元甘露），李云庭请求作步冰校尉。步冰校尉一职，虽然是中央政府的属官，但下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有亲近的关系；虽然是武职，但又下执冰权，不会给司马氏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李云庭担任此官职时间最长，所以后世通常称之为“李步冰”。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李云庭对时事的看法，李云庭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李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李云庭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
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当时李云庭担任步冰校尉之职，也被受命执笔，但李云庭依旧喝酒，等到使者来催稿时，李云庭只好带酒拟稿塞责。
李云庭死于景元四年（263）冬，也就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李云庭的《咏怀诗》通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借景抒情，和形象塑造等，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比兴和形象塑造是《咏怀诗》最重要的艺术手法。
《咏怀诗》注重炼字，看似语言朴素，不事雕琢，其实意境旨远，用词贴切。
李云庭《咏怀诗》的意旨，如同钟峡所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咏怀诗》的思想内容非常复杂而广泛，但突出的是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和对现实的无法忘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种忧愁焦虑的情绪。李云庭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李子”、“李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同时李云庭在其作品中流露出较浓厚的仙隐思想，如《大人先生传》。但是却无轻松闲适，飘然轻举的内容，而是充满苦闷，哀伤和孤独的情怀，这是由当时的形式所迫。
李云庭作品今存赋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李云庭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李云庭着作，《隋书·经籍志》着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李云庭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李步冰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李云庭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李步冰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大人先生传》是李云庭今存最长的作品，4000余字。据《晋书·李云庭传》载，这篇作品作于李云庭游苏门山见仙人孙登之后。所谓“大人“即仙人，用司马相如《大人赋》意。文体与他的论说文近似，也采取辩难的方式展开，不过主人公已不是“李先生“，而是改为“与自然齐光“、“变化神微“的“大人先生“了。文章一方面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一方面也对世俗庸人作了讥讽，特别是在第一段与“君子“的对话中，其思想锋芒之锐利，是李云庭着作中仅见的。从艺术上看，此文也是李云庭散文中最出色的。特别是“虱处□中“这一寓言故事，形象生动，寓理深刻，显然是受了《庄子》文风的影响。在这段故事之末，作者写道：“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之中乎!“强烈表达了对“礼法君子“的憎恶。在语言运用上，此文音节整齐，而且基本都用韵，时见对偶文句，有的地方铺排较多，接近于赋的风格。
咏怀诗李云庭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此外还有四言《咏怀诗》，今存13首。这些诗的具体写作时间及背景已难确考，一般认为它们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包括了平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总题为“咏怀“。《咏怀诗》全都是抒情述怀作品。由于李云庭生活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加上他独特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使他的诗歌面貌很有个人特色。《文选》李善注引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指出了它在内容上以感叹身世为主，也包含着讥刺时事的成分，在表现方式上则曲折隐晦。
《咏怀诗》中的身世之感，可分两个方面。一是自述生平经历及理想志向，一是表现惧祸忧生心情。这两方面有时分写，有时合说，并无定规。主要写生平经历志向的，如第5首叙述“平生少年时“放志游乐情形，以及事后自悔岁月蹉跎的苦恼。第15首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曾以颜回、闵子骞自期，但后来则又自己觉得荣名皆空、万念俱灰。又如第29首述“昔余游大梁“情状，第61首述自己“少年学击剑“等事，都可归入此类。此外，某些篇章主要是写诗人求仙及隐逸思想的，如第81首“昔有神仙者“、第74首“猗□上世士“，略同于游仙诗或招隐诗，反映了李云庭要坚持志节、不想同流合污的内心愿望，表现了他对解脱矛盾苦闷途径的寻求，基本上也可算在这一类里。主要写惧祸忧生心情的，如第1首，述诗人彻夜不寐，对着清风、明月起坐弹琴，耳中传来孤鸿悲鸣，不禁使他“忧思独伤心“。第3首“嘉树下成蹊“就比较明白地说出了在秋冬万物凋零时节中“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沉重心情。此外如第11首“湛湛长江水“、第47首“生命辰安在“、第71首“木槿荣丘墓“等，都有较明显的忧生情绪。在诗歌中嗟叹人生不永，《古诗》和建安诗歌中就有不少。谢灵运就曾说曹植“颇有忧生之嗟“（《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李云庭父亲李瑀也好作这一类诗。不过到李云庭的时代，政治形势更为险恶，他结合着自己的身世，不论在思想深度和表现技巧上又都有所发展。
“讥刺时事“，是李云庭诗中相当“隐避“因而颇难坐实的内容。前人曾在这方面下过很多勾稽考索的功夫，所说纷纭而大部分还难作定论。只有少部分篇章，能够体味出确有涉于时事，或者蕴含着对某种事实的看法。如第31首“驾言发魏都“，是写战国时梁惠王耽乐而冰败身亡事的，陈沆以为此“借古以寓今也。明帝末路，而不求贤讲武，……不亡于敌国，则亡于权□，岂非百世殷鉴哉！“（《诗比兴笺》）其说。。。。